历史学家写作,除了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史料,也经常提出哲学论题供后人思考。“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的演变到底是决定于命运,即不变的必然呢,还是决定于偶然的事件呢?”《编年史》提出的这个问题即是一例。塔西佗的这部名著主要记载了公元14年到68年半个世纪之间的罗马历史。罗马在其鼎盛时期,以无与伦比的军力,统合着广袤肥沃的国土,创造了人类的古老文明之一,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编年史》叙述的是罗马帝国初期的故事,但记载的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历史。它从人类社会变迁的终极力量究竟来源于何方的论题出发,探索共和为何能向帝国过渡的千年之谜。塔西佗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中心,是人类进程的主宰,这一立场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备受推崇。他声言:“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家怎么可能将此貌似中立的立场贯穿始终?有史学评论家为此质疑其是否忠于史料,提醒读者阅读塔西佗必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