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和曾国藩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走向猜忌和防范的,相反,咸丰对曾国藩最初是相识相知的。咸丰帝刚即位,曾国藩就上奏《应诏陈言疏》,对吏治和用人之道提出自己的见解。咸丰看后,给出的评价是“剀切明辨,切中事情”。但是到了第二年,署理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上奏《议汰兵疏》,对军事建设和裁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咸丰帝开始有了敷衍和不以为然的意思,表示裁军事“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但此时帝国已经民变纷起,“广西乱事平定”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的建言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又上奏了。这一次的奏疏名叫《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皇上应当预防三种流弊:一是琐碎;二是“徒尚文饰”;三是骄矜。曾国藩甚至批评咸丰广西平乱用人不当,指挥有误;同时对其独揽大权和刚愎自用深表忧虑。至此,咸丰和曾国藩两人关系的第三乐章开始凸显:剑拔弩张、猜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