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了这次整顿内务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我就此要“停车”。车我是不想停的,至多不过多拐几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前面我已说过,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事,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我在婚后不久就发现,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可以说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在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到处活动着,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华帝国宪政党”,据徐勤——广东的富商、天津中原公司的经理的奏折中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康有为在民国十六年去世后,徐氏父子仍继续活动着。根据现在手头的材料,我还记得起来的有这几件事: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写信给庄士敦说,他要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过不久又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林俊廷和沈鸿英“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