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