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风头,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作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