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从军行》写的风格雄健、气魄非凡，却有人认为是在发泄牢骚

我认为，唐汝询在《唐诗解》中的见地，我不敢苟同，没错，杨炯确实写诗，表达过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但是，那些诗并不是作于公元679--681年间，而在这个时间段，正是杨炯一点点得到皇帝的认可，并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随后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高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所以说这时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怎么可能还写仕途不济，发泄牢骚的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