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并非“隔空交流”,是依靠实际存在的交通道路来实现的。形象而言,交流通道之于区域文化犹如身体之“大动脉”。先秦时期,晋南与洛阳盆地之间存在着“虞坂颠軨”道、“中条浢津”道、“轵关陉”道三条主要道路,聚落多沿道路呈带状分布,与盐、铜矿资源密切相关,尤其盐路从仰韶文化至周代不同时期持续不断地被使用;中原腹地与江汉平原之间至少存在东路、中路与西路三条陆路兼以水陆,并存在较多的支路如方城路、三鵶路等,以及重要的交通控制带或点如武关道、南襄通道、义阳三关等等;夷夏东西之间的文化互动通道主要是以水陆为主,古济水与淮泗众多支流成为沟通“夏”与“东夷”“淮夷”主体,二里头文化的持续东渐反映了这一点;“河南”与“河内”之间的互动交流显然是通过太行山东麓与大河之间的“山河大廊道”得以实现的,而“河东”与“河内”之间跨越太行山的交流显然离不开史前既已存在的众多“太行之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