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方荧屏里的光

扬弃文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七岁，在县粮食局上班。每天和粮食政策、仓储检验打交道，有时下乡跑农村搞粮食生产“产、留、购”调查，有时去基层粮管所购销站检查工作。虽说领导指教有老同志传帮带手把手交我工作经验，可不知怎的，心里总像缺了一块什么似的，空落落的。 那年春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份通知：中央电视台要开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课程，有汉语言文学和英语，谁想学可以报名。我在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旁边几个老同事笑我：“小杨，你都上班了，还学那玩意儿干啥？能当饭吃？”我嘿嘿一笑，没吭声。 他们不懂。那时候，“知识”这两个字像一块磁铁，牢牢吸着我的心。我真觉得，多认一个字，多懂一句英语，人就能从灰扑扑的日常里往上拔一截。 可白天忙工作，八小时连轴转，回到家骨头像散了架。晚上七点，电视一开，我就立刻挺直腰板，像换了个人。那年头，整个县局办公室就一台公用电视，放在会议室。每到傍晚，我便抱着笔记本，像赶考一样往那儿跑，看完新闻联播后就调台看电视大学的课程。十几个人挤在电视屏幕前，雪花点儿沙沙地跳，可没人嫌，但却有人不喜欢听讲座要看文艺节目，还经常闹起别扭，搞得很尴尬的。我想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就回家跟当时仍在乡镇工作的爱人商量，将结婚时买的一台武汉产“莺歌牌”十二寸黑白电视搬到县粮食局宿舍里用于听课。从此，我便可以静下心来，眼睛盯着字幕，耳朵竖着听，手里的笔一刻不敢停。 学汉语言文学还好，老师讲《诗经》，讲鲁迅，讲写作，我听得津津有味。可一上英语课就犯难了——国际音标发音都读不准，更别说跟读句子了。老师念一句，我就在本子上画蝌蚪，回家对着镜子龇牙咧嘴地练。隔壁同事听见了，以为我在学啥外国戏，扒着窗户看了半天。 最怕的是缺课。有一回县局加班赶任务，连着三天没赶上英语课。我心里跟猫抓似的，第二天一早骑车从城南跑到城北，找到一起学习的李大哥。他二话不说，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快抄吧，我记了两遍，就怕你跟不上。”那笔记本上字迹密密麻麻，连老师讲的例句、单词拼写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鼻子一酸，埋头就抄。那天中午饭都没吃，硬是把三天的内容补了回来。 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一晃就是两年。局里有人笑我“穷折腾”，也有人被我带动，跟着一块儿看起了电视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冬天，下着大雪，会议室的门锁冻住了，进不去。七八个人站在走廊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背“床前明月光”，背“How are you”，热气呵成白雾，谁也不肯走。 后来，我在县粮食局里任秘书股股长，负责写农村调查材料、写粮食理论文章、写领导讲话稿子。我用上了电大讲的文章写作基础知识，注重修辞，把基层的好人好事写得有声有色，得了有关领导表扬。有一年被评为孝感地区粮食局和湖北省粮食局先进工作者，曾经连续两年被中共云梦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再后来，在武汉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读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搞学生英语朗读比赛。我斗胆上去，居然真凭那两年“电视大学”的底子让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有电脑、有网课，再也不用挤在有雪花点的屏幕前听声儿了。可我总忘不了那方十二寸的小荧屏——它亮着，就像一个时代的窗口，透进来一束光。那光里头，有年轻人的不甘心，有咬牙坚持的倔强，也有陌生人之间伸手拉一把的暖意。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所大学。没有围墙，没有毕业证，却教会了我一件事：只要你想学，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肯下功夫，电视里也能走出路来。 前些年，翻出那摞泛黄的笔记本。扉页上还写着当年的字：“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正式开始。”字迹歪歪斜斜，却工工整整。我摩挲着纸页，耳边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前奏声，还有满屋子的人齐声念道：“Good evening，everyone——” 那是青春的声音。也是知识，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最响亮的回响。 二0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于云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