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站在两家早餐店中间,闻到浓烈的豆浆油条味,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抽空了一样,慢慢蹲了下去。蹲了很久。久到早餐店的大姐出来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没有。”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的、发抖的、像是很久没有用过人的声带。“要不要喝碗豆浆?”大姐又问。我抬头看她。她四十多岁,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表情是那种普通人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关切。“好。” 豆浆很烫。我捧着碗,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烫得舌尖发疼,但那种疼是好的疼,是活着的疼,是属于正常世界的疼。我把一碗豆浆喝完,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在一根电线杆旁边停下来,靠着它,看着这条陌生而普通的街道。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树是绿的。一切都正常得不像真的。 我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腕内侧。那个在医院被打上的、淡灰色的印记——消失了。手腕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和出生时一样。我摸了摸口袋。三张规则纸条都不在了。我把它们留在了新宿舍的床上,留在了那个不属于活人世界的地方。它们没有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