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将其归咎于“中华文化劣根性”与孔孟之道，是倒果为因的重大理论误判。 人性善恶是后天环境、教育与制度塑造的“涌现结果”。所谓“国民劣根性”，本质上是在两千多年“外儒内法”家天下集权专制、特别是商鞅“驭民五术”与恐怖连坐的高压浸泡下，国民为求自保而被迫演化出的一套极端扭曲的生存策略。 儒家先秦道统讲“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蕴含着深厚的平等、民本与公德基因，在东亚现代法治社会的成功转型便是明证。民主法治是培育道德、素质与和谐的制度温床。只有走出文化自虐，破除商鞅驭民幽灵，将权力关进法治笼子，推行公民教育，实现儒家思想的“公民化转型”，中国人才能彻底摆脱“被动丑陋”的泥潭，成长为堂堂正正、有公德、有尊严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