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高不是把老赖逼死，而是堵到墙角逼他还钱

限高措施不是把老赖活下去的路堵死，而是要把老赖堵到墙角逼他还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简称：《限高规定》）里的第三条，是整个“限制消费制度”最核心的被限制行为清单。所谓限制消费，老百姓常叫它限高，说白了，就是给那些“欠钱耍无赖、赖账当大爷”的老赖，量身定做的一副消费紧箍咒。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碎“揣着别人的血汗钱不还，自己反倒吃香喝辣享清福”的如意算盘，是对准老赖骨子里损人肥己的幽暗人性的一记精准又狠辣的重拳。 法院立案执行后，只要你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给付义务，限制消费措施就可以启动，并不需要先证明你主观上想赖账。其立法本意不是惩罚，而是在制造一种持续的不方便，让“不还钱”这件事变得很不舒服，从而倒逼你把该还的钱还上。 下面，续朝晖律师带领大家逐项来看《限高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被执行人是自然人时的具体限高措施。 第一项，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这不是说被执行人就不能出门，绿皮火车硬座、大巴、经济舱以下的席位并不禁止。禁止的是用高消费去换取舒适生活。一个欠着别人钱不还的人，如果还能心安理得地买飞机票飞来飞去，那等于在告诉债权人：你的钱我就是不还，但我的享受不能降级。限高令要堵的，就是这种一边赖着账，一边高消费的心思。 第二项，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高消费”，住一晚快捷酒店当然不算违规。该项限高措施防范的是这样一种场景：被执行人白天还在法院卖惨哭穷，说没钱还债，晚上却出现在高尔夫球场或者高档会所。也就是说，该项限高措施不允许被执行人维持一种明显超出普通人生活水准的生活、社交、享乐排场。 第三项，不得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这一项限高措施要确保被执行人的财产处于“可被法院查到、可被用来还债”的状态，而不是被固化到不动产里、或者通过高档装修把现金“花掉”。现实中有人用亲属名义买房、自己出钱装修居住，表面上名下干干净净，实际上住着豪宅。该项限高措施就是让这种“以他人之名，行自己享受之实”的操作变得困难。 第四项，不得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这一项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还在经营、却拖着债务不还的被执行人。一个被执行人如果租着高级写字楼、用着高档公寓当办公室，说明其经营还在运转、现金流并非完全枯竭，但就是不还债权人的钱。该项限高措施就是要切断被执行人用债权人的钱来维持体面经营外壳的逻辑。 第五项，不得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什么是“非经营必需”，界限在于这辆车是不是你谋生、拉货、跑业务必不可少的工具。一辆几万块的二手面包车用来送货，通常不算违规；但债务没还清，先提一辆豪华轿车“撑门面”，那就不行了。该项限高措施防范的是把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炫耀性消费而非清偿债务。 第六项，不得旅游、度假； 这一项最朴素，也最能戳中老百姓的共鸣。你欠着钱，还带着家人去三亚住海景房、去滑雪场度假，债权人会怎么想？该项限高措施的立意很直白：在你把债务了结之前，不能有享受型消费。当然，因工作出差、因看病就医去外地，不在禁止之列。 第七项，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这一项最容易被人误解成不让孩子上学，其实它管的是钱往哪儿流，不是不让孩子读书。公立学校照上，正常收费的私立学校也照上，该项限高措施禁止的是被执行人一边欠着别人的钱，一边用本可拿来还债的钱去支付明显超出普通教育所需的高额学费，防止被执行人拿“剥夺孩子上学的权利”当挡箭牌。执行中，法院向高收费私立学校发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停止接收或者办理转学，把已经交的学费里属于被执行人的部分追到执行账户，学校如果不配合，法院就可以依法采取处罚措施。说白了，孩子的书照读，但不能用别人的钱去铺一条高收费的上学路。 第八项，不得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保险理财产品有一个特点：它有现金价值，可以被执行，但操作上又容易被用来制造“我没钱”的假象。有人把大额资金花费在理财型保单上，表面上银行账户空空如也，实际上财富藏在保单里。禁止高额保费购买这类产品，是防止被执行人利用金融产品的结构来隐匿和转化责任财产。 第九项，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首先要明白，第九项不但有其具体的限高内容，也是一个兜底条款。其具体的内容是，G字头高铁连二等座都不让坐，等于把坐高铁出行排除在外；其他动车组则只禁止乘坐一等以上座位，二等座不在禁止之列。这个区别说白了就是，被执行人不能享受较高档的出行便利，普通动车二等座、普速列车硬座这些基础出行并没有堵死。第九项最后用“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收尾，也就是兜底条款，因为列举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花样，留着一个兜底条款，一旦发现有了新的“高消费马甲”，法院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某项支出到底是不是必需的，是否需要被限制。 前述，我们讨论了被执行人是自然人时，九项限高措施的具体内容。接下来我们讨论《限高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即被执行人是单位时，限高措施该如何实施，这是《限高规定》第三条中最“穿透人性”的规定。 单位本身不会坐飞机、不会旅游，真正在背后决策、花钱、享受的，是自然人。如果只限制单位，不限制人，限制单位高消费就沦为一句空话：公司账上干干净净，法定代表人换成村里吃低保的老大爷，真正的老板在幕后继续乘坐头等舱、打高尔夫。所以第二款明确规定，单位被限高后，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这四类人一并受限。 这四类人里，前两类是台面上的，后两类是实质性的。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不以工商登记的名字为准，看的是“谁真正说了算”。最高法有个案例，吴某根本不是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但法院查明他代表公司参加政府会议、人事任免由他拍板、资金支付和对外借贷都经他审批，连个人消费都能在公司随意报销，最终认定他就是实际控制人，因此吴某一并被限制高消费。这个设计的立法初衷就是“穿透外在形式，揪出幕后黑手”。人性里有一种本能的算计：享受权利的时候站在最前面，承担责任的时候躲在最后面。《限高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就是专门拆穿这种算计的。 《限高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最后一句话，“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体现的是精准与分寸。单位被限高，不代表法定代表人作为一个人就完全丧失了用自己合法个人财产进行合理消费的权利。比如，法定代表人用自己的工资买一张机票去处理纯私人的急事，只要钱的来源干净、用途确实与单位债务无关，法律留了申请通道。但要注意，这个通道不是自动的，需要向执行法院提出，由法院审查“是不是真因私、是不是真个人财产”。如果是打着因私的旗号，拿单位的钱或者转移出来的钱去消费，申请不但不会获准，还可能成为违反限高令的证据。 综上所述，限高措施不是要把被执行人所有的路都堵死，而是要把被执行人逼到墙角，逼他们尽快还钱，以杜绝“欠钱不还，随意消费”的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