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凿齿兼具史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但相较于史学家,其文学家属性更为突出。明代罗贯中、李贽等文人,均将其文章当作文学作品看待,罗贯中更取材其《汉晋春秋》叙事写入《三国演义》。《襄阳耆旧记》更被明人视为杂传小说化的先声,可见其作品的文学特质早已深入人心。 李贽以 “童心说” 重估文史价值,重视习凿齿文章的文学性与审美特质,将其视为魏晋文风的代表。 王世贞、胡应麟是复古派文坛领袖,编选六朝散文时收录习凿齿书信,视其为六朝美文典范,而非单纯史学文献。 张春明确称习凿齿《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事实上,习凿齿编写的“历史”,本质是为文学表达服务,诸多记载并不可靠,无法与同时代史料相互印证。其中,关于亮家在南阳郡邓县等关键叙述,诸葛亮豪华朋友圈,诸葛亮以庞德公为师等,有的明显为杜撰,有的缺乏史料支撑,根本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可靠依据,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远高于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