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玉之宝到治国之宝：战国信用秩序、人才治理与国家能力的结构

所谓“秦国虞人期”这一段，说的是曹氏的源流：曹姓追溯起来，自称出自颛顼的后裔陆终之子六安，因此形成曹氏。周武王曾把曹侠封在邰地，所以称为曹氏；又有说法认为，曹氏出自叔振铎的后代——叔振铎是周武王的母弟，后来以其名为氏。 《史记》记载：齐桓公讨伐鲁国，鲁共公向齐桓公求和，齐桓公答应了，于是在柯地会盟。将要举行盟誓时，鲁国人曹沫手持匕首在盟坛上挟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被迫答应，曹沫随即放下匕首回到席位。事后齐桓公反悔，想杀曹沫，但管仲不同意。管仲说：某块土地本来已经归降了，军中记载也有“请求得到它”的说法；但君主又说“得到了那块地，所失去的反而更多”。这意思是：为了眼前利益反复无常，会让国家在更大范围内付出更高代价。至于魏文侯的相关事迹，见上卷所记。 秦孝公不废除“徙木立信”的赏罚制度（用公开兑现的奖赏来建立政府信用）。这四位君主在治理方式上未必都纯粹光明正大，商鞅尤其以严刻著称；但他们处在频繁战争的时代，天下都趋向以诈谋与强力竞争，即便如此，也不敢完全丢掉“信用”，以防其民心离散、治理失序。更何况若要成就“四海治平”的政治秩序，又怎能离开信用与制度约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