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人还是老样子:依然是思想上的傻瓜。 德国总是带着近乎疯狂的压倒性共识走向灾难。默克尔时代的核心讽刺在于:这个国家自诩为超理性、工程师主导的超级大国,却在集体决策上展现出非理性的愚蠢。 安格拉·默克尔的信任度十六年来逆政治常规,始终徘徊在70%至85%之间。即使国家安全的根基被逐步瓦解,危机期间支持率反而飙升——疫情期间更是超过80%。这些数据更多地揭露了集体心态而非这位领导人本身。它暴露了一个民族的致命缺陷:不仅容忍自身的衰落,甚至主动要求衰落,将盲从与理性混为一谈。 德国人的思维热爱“Gesamtkunstwerk”——一个全面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工程。默克尔时代,这表现为渴望成为“道德超级大国”。退出核能不是被当作技术上的权衡,而是通往精神纯洁的道路。选民欢呼高效反应堆的关闭,不是因为数据合理,而是因为这让人感觉高尚。德国人以近乎疯狂的目标为代价,将自身能源自杀的后勤工作优化到了极致,掩盖了其背后的荒谬。 对默克尔坚定不移的支持也暴露出一种对虚假稳定(Scheinstabilität)的文化沉迷。战后德国政治文化被对冲突和动荡的恐惧所麻痹。默克尔的天才之处在于她能充当一剂镇静剂,将存在性抉择去政治化,让公众得以沉浸在比德迈式的昏睡中。德国人将没有辩论等同于能力的存在。通过支持一个回避艰难抉择(在国防、基建、对俄关系上)的领导人,选民实际上是在投票支持历史的暂停。他们珍视现状的舒适,胜过必要改革带来的摩擦,这证明在现代德国,唯一比对效率的渴望更强大的,是不被打扰的欲望。 德国人在执行上有着可怕的能力——修建管道、拆除反应堆、执行法规——但却将这种技术上的卓越用于本质上虚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