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一个普通家庭每月或许能攒下大约3斤肉的额度,这已是首都市民令人羡慕的“特权”。而在广袤的农村,肉票制度近乎形同虚设。农民想吃肉,只能指望年节时合作社农场杀几头集体猪分上几斤带膘的肋条,或是用自家攒下的鸡蛋、蔬菜,去央求城里亲戚换回可怜巴巴的半斤肉。这不仅是量的差异,更是一道森严的城乡壁垒。